從主播台到董事會：我如何重新定義自己的專業
我的經歷，在很多人看來是跳躍的。
我從 TVBS 記者、主播開始媒體生涯，之後再度赴美攻讀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，取得第二個碩士學位。畢業後前往香港，擔任東風衛視副總經理；2004 年返台後，投入東森電視海外事業，創立東森亞洲台擔任台長；2008 年創立中天亞洲台擔任台長，並於 2010 年出任 ETtoday 執行董事。2020 年，我創立自己的媒體與國際公共政策公司，投入政策公關與國際事務領域；2025 年取得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商學博士學位。如今，我同時擔任多家上市櫃公司的董事與獨立董事，包括華視、維格餅家、樂迦再生、瑞智精密及大同等。
從一個念稿的主播，到坐在董事會裡看財報、參與決策，這中間好像隔了好幾個行業。很多人問我：妳是怎麼「轉」過去的？
但我心裡的答案是：我從來沒有真正「轉行」過。
因為我很早就想通一件事——你真正的專業，從來不是你的職稱，是你的能力；而能力，是可以帶著走的。我指的能力很具體：把複雜的事講到讓人聽懂、追問到事情的本質、以及讓一個比你更有權力的人願意認真聽你說話。這三樣，我在每一個位置上用的，其實都是同一套。
先說第一樣，把複雜講到讓人聽懂。
我在主播台上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不是怎麼念稿，是怎麼把一件很複雜的事消化後，準確講到一個普通人在三十秒內就聽得懂。一則國際新聞，背後有歷史、有利益、有各方的角力，但你只有很短的時間，要讓觀眾抓到那個真正的重點，而且不能講錯。這件事看起來簡單，其實極難——你必須自己先徹底搞懂，才可能講得又快又準。
這個能力，我後來發現，在董事會裡一樣值錢。當我要跟一群企業經營者解釋「這一波地緣政治的變化，會怎麼影響你們的供應鏈、你們的海外佈局」，我用的是同一套本事：把一件複雜到讓人卻步的事，翻譯成他們聽得懂、而且當場能拿來做決定的話。主播台訓練我的，不是漂亮的口條，是「化繁為簡並且正確」這件事的紀律。而這件事，從電視機前面，到董事會桌上，從來沒有過時。
第二樣，是追問到本質。
記者的工作，本質上是不被官方說法打發，一直問、一直追，直到問出事情真正的核心為止。這個習慣養了很多年，早就長進我的骨子裡。後來到了政策公關的領域，它變成了另一種能力：讀懂一個決策者「嘴上說的」，和他「真正在意的」，這中間的差距在哪裡。
因為在我這一行，最貴的能力，不是會講話，是能聽懂沒有被講出來的那部分。一個政府官員、一個企業領袖，他公開說的立場，和他私下真正的顧慮，往往不是同一件事。記者時代那個「不停在表面、一定要問到底」的直覺，讓我在談判桌上，比別人更快看穿：對方真正卡住的點，到底是什麼。位置換了，頭銜換了，但那個核心能力，是同一個。
第三樣，是讓一個比你更有權力的人，願意認真聽你說話。
我面對面專訪過超過十二位世界級國家領導人。那些訪問教我的，不只是國際視野。更重要的，是怎麼在很短的時間裡，讓一個地位比你高得多、時間比你寶貴得多的人，願意放下戒心，跟你認真對話。這不是靠技巧，是靠你事前做了多少功課、你有沒有讓對方感覺到「這個人值得我認真回應」。
這個能力，換到任何一張談判桌、任何一間董事會，一樣管用。因為無論你面對的是一位總統，還是一位董事長，人性是相通的：他們願不願意聽你，取決於你有沒有讓他覺得，你懂他在乎的東西。
所以你看，主播、記者、台長、執行董事、政策公關、獨立董事——這些職稱一直在變。但底下那三樣核心能力，從來沒有變過。我做的不是「換了好幾個行業」，是把同一套能力，帶到一個又一個不同的戰場，每一次，給它換一個新的名字。
所謂重新定義專業，不是打掉重練、從零開始——那太浪費，也太可惜了。它是認出你手上真正的那把武器是什麼，然後想清楚：這把武器，在下一個戰場，該叫什麼名字。
後來，我進入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系攻讀商學博士，也是同樣的道理。不是因為我想「變成一個學者」，是因為我發現，我在實務場上累積了幾十年的直覺，需要一套更嚴謹的架構，去驗證它、去把它說清楚。對我來說，那個博士學位不是換跑道，是把我原本就有的東西，磨得更利、也擦得更亮。
其實再往前看，我當年當著主播、卻跑去哈佛念第二個碩士，就已經是同一件事了。我沒有要放棄新聞，我是想給我手上那把「解讀國際情勢」的武器，加上一個更扎實的底。回頭看，我這一路做的，一直都是這件事——不是不斷拋下過去、重新開始，是不斷把過去累積的自己，帶到更大的場子上。
如果你現在正站在一個轉型的路口，心裡在問「我是不是該放棄現在的專業，重新來過」——我想跟你說，先別急著否定過去的自己。
先問自己一個問題：這些年，我真正練出來的能力，到底是什麼？
想清楚了，你或許會發現，你要去的下一個地方，需要的並不是一個全新的你。而是那個你以為必須拋下、其實一直累積帶在你身上的，你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