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請龐培歐幫台灣拿疫苗那一刻，他只說了兩個字
2021 年 5 月，我越洋專訪龐培歐。
那場訪問，照理是記者問、受訪者答。但訪到一半，我做了一件不在題目裡的事——我當面請他，協助台灣盡快拿到疫苗。
開口那一刻，「我心裡面其實非常的激動」。
我專訪過十二位外國國家領導人。但那一次不一樣——因為我不只是提問，我更是在替一個正在等疫苗的台灣開口。提問是工作，這一句是責任。
訪問結束，我問他，下一次再來台灣的可能。
他只回了兩個字：
「It's done!」
兩個字，沒有客套、沒有「我考慮看看」「我們再安排」。就是：成了。
我後來常想這兩個字。一句承諾的重量，從來不在話講得多漂亮，在說的人能不能、願不願意把它兌現。政治場上漂亮話太多了，「我們會持續關注」「會嚴肅看待」——這些話講了等於沒講，因為沒有人真的打算兌現。龐培歐的「It's done」之所以有重量，是因為它短、它斬釘截鐵，而且出自一個習慣說到做到的人。
這件事我做得成，不是因為我多會問。是因為那兩年多的準備、那些累積，讓我在那個位子上開口時，對方覺得這個請求值得認真回應。
我為台灣開口提問，不是因為我訪到了大人物，是因為我一直相信，我的工作就是讓台灣被世界看到、聽到。
一句「It's done」，比一百句外交辭令都有用。因為它背後是一個願意兌現的人，回應了一個值得被回應的請求。